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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领导世界了,HOW?-墙外楼

  作者: 吴戈

  近日,仅仅鉴于特朗普的一些反全球化举动,中国高官就趁机表示:如果西方国家放弃其领导角色,我们已准备好在必要时领导全球经济。

  领导全球经济其实很不容易,前提是深孚众望。如果你有个世界最听话的国家统计局,能制造出经济增速世界第一之类的任何需要的数字,但经济无法像特务机关那样秘密活动,如果自己的实力都撒谎,或者经不起充分地置疑,全世界信不信你、听不听你的首先就是大问题。这还没谈到领导世界的真正核心——提供一个令世界多数成员接受的价值体系和规则并率先付出代价维护它们。

  实际上,这种急切地想领导世界的国家,往往并不擅长经济,尤其是市场化经济。自己连市场经济国家都没有被承认,急得差点要废除“市场”这个词,另起一个了。那么,我们就从这类国家特别擅长的军事领域看一下。

  近日,俄罗斯获得一块肥肉:使用塔尔图斯海军后勤基地49年,一次最多可驻扎包括核动力舰艇在内的11艘舰只,且免于行政和司法管辖。对该港口现代化改建后,俄将可以在此驻扎航母和核潜艇。这无疑使俄罗斯在中东钉进了一颗钉子。

  且不说普京何德何能,众所周知叙利亚的当务之急是打击“伊斯兰国”而非进驻外国核潜艇。在这方面,美国2017年1月初用无人机袭击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一个高层会议,击毙45人,包括“东突”组织高层。事实上,中国的宿敌“东伊运”从创始人起,接连三任头目均为美军所杀。1月18日美军从本土起飞的两架B-2隐身轰炸机又向利比亚境内4个“伊斯兰国”营地投下108枚精确制导炸弹,炸死85名恐怖分子。

  相比之下,1月6日俄军声称其已完成在叙利亚战斗任务的航母战斗群两个月内共起飞420架次。掐指一算,平均每天才7架次,而美军现役航母每天最高出动架次就达220架次,最新的“福特”级航母初步形成战斗力时270架次,完成形成战斗力后是310架次。俄军就420架次,自称摧毁恐怖分子设施1252处,可谓无比精确,然而这些空袭到底炸死了哪些恐怖组织人物,从来不见提及。实际上有目共睹,俄军在叙利亚作战的核心是维持风雨飘摇的巴沙尔政权,打击一切威胁该政权的力量,这其中哪些是恐怖组织,从俄叙双方的利益来说,就懒得区分了。要精确到“点名清除”,俄军更是没有这个技术能力。

  说起领导世界,还有一个例子。北韩近日表示其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准备已进入最后阶段,将随时发射。由于其一贯的流氓无耻,这种严重违反联合国决议的举动现在居然已引不起世界舆论的任何愤怒,而在决议表决时投了赞成票的中国亦已不惊不诧。其实,联合国的权威已经受到严重挑战,联合国不管用,中国在其中的否决权也会贬值,而这个否决权几乎是中国当前干预世界局势的唯一刚性权力。

  当然中国还有其他软性手段,但这些手段在忙什么呢?在北韩冒天下之大不韪,准备发射违反联合国决议的弹道导弹时,中国正在调动一切好听的、不好听的手段阻止南韩部署拦截北韩导弹的“萨德”系统,理由是这也顺便看到了中国导弹的弹道。为此,中国阻止了大部分南韩文艺产品和演出进入中国,对将所拥有的地皮出售给政府用于部署“萨德”的南韩百货企业也不放过,近日又突然以质量不佳为名禁止从南韩进口空气净化器和19种南韩化妆品。

  领导世界还需要坚强盟友,为此中国当然首选硬汉国俄罗斯。不过最近据被俄罗斯欺凌得支离破碎的乌克兰称:乌中两国领导人见面时,中国表示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乌克兰人民的选择。这话信得过吗?如信不过,中国能树立领导权威吗?

  领导世界还需要凝聚力和感召力。最近中国旅游局要求所有旅行社抵制在房间放置否认南京大屠杀书籍的日本酒店集团,不过《环球时报》近日也报道了日本法务省的最新统计:2015年在日打工的外国人“技能实习生”有5803人去向不明(非法滞留),其中中国人达3116人,从2011年开始失踪的中国“技能实习生”已累计达到1058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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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王德邦

  今天中国民心思变,然而官心也思变,从某种程度而言,官心思变比民心思变更急迫。但是,这两种所思之变是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民心所思是政制民主法治,官僚清正廉明,社会公平正义;而官心所思是政局混乱、法纪废驰、社会动荡,以便为所欲为、强取豪夺、无法无天,既可贪赃枉法,又可逃避罪责,既能延续强化权力,又能随时拍腿开溜。所以,中国民心是思治,而官心是思乱。思治当然认为现实不治,太过混乱,官僚侵害得民不聊生;而思乱则自然认为现实还不够乱,还有些法纪束缚,或可能面临更多束缚,故希望以乱来逃避,甚至希望回到完全抛开法制无法无天的文革。

  一、官心思乱的诸种怪象

  中国官心思乱表现各式各样,最直白的是2013年暑假我在北京听一个曾经因参与推动民主运动而被处罚过的朋友说,他因经商接触到的几个部级与厅级的要钱不手软的官僚,居然不久前极其巧合地在不同场合暗示他应该出来折腾些事,并且最好将事情弄大,弄得越乱越好。那朋友当时很惊异:这些官僚怎么忽然发神经希望社会大乱呢?这个事情当时让我也颇感困惑,甚至解读为他们也有变革之心,但后来看,他们显然不是。相似的消息,湖南一个朋友也跟我提及,这让我不由得认真思考其中原委。

  今年元月4日,四川攀枝花市发生国土局局长陈忠恕冲入会场枪击市委书记与市长,最后自己离奇死亡的事件;元月11日又传出云南省临沧市镇康县县委统战部副部长蒋钳虎驾车撞该县国税局副局长袁永康和国税局办公室主任罗桂君致死事件,这使人看到官僚队伍中一批人的绝望,进而不惜舍命搏杀,制造动乱。

  其实,要真切了解官心思乱还可以从近年来急速高涨的官员自杀事件中探究。据香港大学的研究人员2014年的调查数据说,中国官员的自杀率比城市人口的自杀率高出30%。中国每年每10万名官员中有6.9人自杀,城市地区每10万人有5.3人自杀。而2014年后官员自杀率呈激增状态。据英国《金融时报》的统计数据,2013年自杀官员7人;2014年自杀官员陡然增加到39人。《财新网》也盘点了2015年上半年自杀的厅级以上官员,就有原央企监事会主席时希平、原国信证券总经理陈鸿桥、原神华集团副总裁王品刚、原澳门海关关长赖敏华、原中海油纪检组长张建伟、原广西柳州市长肖文荪等11人。而2016年媒体披露的密集自杀事件有:3月22日晚,深圳原副市长陈迎春坠楼身亡,3月24日,东北特殊钢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杨华在家中自缢身亡;6月12日同一天,广东原湛江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刘小华自缢身亡,深圳盐田区保密局女局长肖碧波坠桥身亡。

  从公开可查的官员自杀消息看,近年来官员自杀率在急速上升。由官员如攀枝花式互杀到激增的自杀率,可见官僚队伍中的绝望情绪之厚重。

  官僚队伍中弥漫如此厚重的绝望情绪除反映到自杀与互杀上外,也体现到对社会报复性激发矛盾冲突与国际事务上挑起争端求战上。2013年以来,公权力中承担镇压职能的政法系在和平时期先后制造了全国性大规模的对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公民、对敢于表达独立意见的网络大V、对敢于不顺从权力奋起抗争的维权人士、对捍卫人权法治的律师等等大抓捕运动,极大激发了社会矛盾,撕裂了社会共识,制造了社会动乱。而一批官僚公开跳出来叫嚣要武力攻打台湾,武力平息南海与东海争端,更是表露出他们急待战争来解救的渴望。这种全国性无端的大抓捕与对外的疯狂叫嚣,正是裸呈着官僚队伍那种惟恐天下不乱的心态。

  至于现在越煽越猛的文革烈焰,如山东围攻批毛教授,长沙阻止学者讲座,八一广场集会宣示文革等等,更是幕后有官僚参与推波助澜,以期复辟文革抛开一切法制的动乱。

  可以说,中国时局最近几年来屡屡出现的诸多如自杀、互杀、对内抓捕、对外挑衅等等,这些超出常理而令人费解的吊诡现象,只有从官僚这种思乱之心方可获得求解途径。

  二、官心何以思乱

  中国官僚队伍何以会产生如此思乱之心?依照常理,官僚队伍是社会既得利益者,他们原本应该最希望维持现状,以保持并延续他们的利益。那么中国官僚队伍从2013年后普遍产生思乱之心,直接原因应该就是中国掀起的反腐狂潮。

  中国真正的反腐狂潮始自2013年。从媒体各方披露出来的消息,当年习近平对官僚队伍中的腐败怒发冲冠,以致衣扣绷掉,决心不顾生死与腐败一战。此风声很快在官僚队伍中传开,作为普遍性腐败深陷的官僚集团,要避开为反腐所伤,扼阻反腐狂浪,于是努力制造社会动乱,以使当权者疲于奔命、自顾不暇,而无力顾及反腐,就自然成为官僚队伍普遍而默契的选项。而这正是2013年从不同渠道传出有官僚希望原来的一些社会抗争力量努力制造社会事端的直接根由。但是官僚没有料到的是,社会民主抗争力量居然公开出来支持反腐,要求官员公示财产,不仅没有形成社会动乱,相反为反腐助力推波。于是官僚疯狂抓捕这批要求反腐的公民,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激发社会矛盾,抹黑栽赃反腐。

  十八大以来中国新当权者在个体理想主义鼓动下所掀起的反腐,事实上是与整个官僚队伍宣战,当然遭致官僚队伍普遍的以制造各种社会动乱的反抗,应该说中国社会至今仍然持续走在这场反腐与反抗之路上。

  三、终结动乱之源

  那么需要追问的是,如果中国没有新当权者发起的这场反腐,是否官僚集团就不会思乱而可以永久避开乱呢?

  从表面与短期来看,如果没有中国新当权者的强力反腐,官僚队伍肯定还高唱着“今天是个好日子”,陶醉于中国模式与中国崛起之中,坚决相信中国是天下最好的,而不会产生思乱之心。但是,问题是“低人权、低工资、低地价及剥削农民和农民工,高污染,高排碳、高能耗的经济模式,是不是可持续发展?真的是各国可学习的吗?及‘经右政左’的道路能和谐、稳定、可持续地走下去吗?”(朱厚泽的天问)显然,这种中国模式是无法持续的。

  同时,官僚普遍腐化堕落、强取豪夺、朋党比周,当这种恶性腐化演进到一定时期,必然面临三个不可逾越的天堑:其一、民众不堪忍受,绝地反抗;其二、世界文明与历史发展潮流无法容忍,而围追堵截;其三、官僚内部互相倾轧、争权夺利,无法维持平衡,最终鱼死网破,玉石俱焚。这三方面是极权政体下官僚腐化堕落不能延续的天敌。当这三方面风云际会,官僚腐败集团必然无可逃遁。

  由此可见,极权政体导致官僚极度腐化堕落,因此官僚普遍浸淫在罪恶中,而这种罪恶即使不遭致内部理想主义者奋起反腐来扼阻,也必遭致来自外部的民间与文明世界的清算。所以,今日中国官僚思乱,终极原因不是反腐,而是官僚自身的罪恶,是极权政体之罪与人性之恶同构的结果。纵使官僚权贵通过制造动乱来赢得暂时干扰乃至折断反腐,但腐败及其产生腐败的极权制度必将导致社会全局性变革或革命,官僚集团也必躲不开被清算的命运。所以,唯有结束极权政体,实行宪政民主、人权法治,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官僚腐化,也最终消除社会全局性动乱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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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入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习近平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上的演讲掷地有声。听上去,他是在反对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可能出现的变化,扮演新的世界领袖角色;仔细想,原来他描述的是中国一直存在的现象。不用说,特朗普的“倒行逆施”值得警惕。但是就算他真的跌破美国自由精神的底线,在诸多方面距离中国的“保护主义”也还差十万八千里。就互联网领域建墙技术而言,特朗普在中国人面前,做一个小学生都不及格。

  习近平演讲赢得的掌声尚在欧洲上空回响,中国工信部1月22日发布通知,自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对互联网网络接入服务市场“开展清理规范工作”,“将依法查处互联网数据中心(IDC)业务、互联网接入服务(ISP)业务和内容分发网络(CDN)业务市场存在的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层层转租等违法行为”。通知说,未经电信主管部门批准,不得自行建立和租用专线(含虚拟专用网络VPN)等其他信道开展跨境经营活动。

  VPN原本不是墙梯

  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是指在网络世界建立虚拟专用通道,它可以为用户提供一个内部安全的网络环境,原本为大型企业开发。但是,在中国,它成了真正的互联网(与世界自由连通)的标准配件。中共在互联网建立了巍然屹立、蜿蜒盘旋的防火长城(GFW),西方民主国家的主流媒体及通用社交媒体大都被挡在墙外,VPN成为“翻墙工具”的代名词。

  VPN作为一个网络工具,它也为中国政府驻外机构及国有企业提供便捷,因此不会被彻底禁止。正如对待媒体和出版业一样,中共需要做的是“依法管理”。讽刺的是,很多人以VPN为中国言论控制辩护,称翻墙很便宜也很容易,敏感信息只要你想办法就能看到,怎么能够说它钳制言论自由呢?首先,使用VPN在中国并不像这些宣称的那样容易;其次,对于大多普通民众来说,翻墙偷看政府禁止的信息,恐惧感始终凤凰彩票官网挥之不去;再次,在没有看到信息之前,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需要这些信息,否则就没有井底之蛙的故事了。

  因此,VPN在中国普通网民中的使用率并不高。但是,它足以引中共的重视。而且,潜在的市场吸引大量中小企业及“不法分子”入场,所谓“层层转租”、“黑带宽”、“下水道”等便捷、低廉的VPN应运而生。中国人对此并不陌生。在互联网普及之前,卫星电视接收器在沿海一带随处可见,也多为“非法经营”、“非法安装”。书籍出版更不用说,中共不会说禁止出版业,而是打击“非法出版物”。

  如何让“黑带宽”变白?

  正常的通道受到管制,黑市必然繁荣,而且也必然伴随着混乱。毫不意外,中国工信部宣称,“依法管理”是“加强经营许可和接入资源的管理,强化网络信息安全管理,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一些网络用户宣称,这样的管制对“通过正规途径”使用VPN暂时没有影响。打击“非法出版物”的时候,文学读者仍然可以读到《百年孤独》,它的印刷质量甚至更好,这能说明压制出版业的正当性吗?所谓“正规途径”,在中国政府那里就意味着随时可以审查和控制的通道。

  正如习近平在达沃斯演讲中所说的那样,“甘瓜抱苦蒂,美枣生荆棘”。工信部真正想要维护公平竞争,促进行业健康发展,那就推倒防火长城,打开黑屋子的门,让普遍网民不用便捷VPN之类的“黑带宽”、“下水道”,也能抵达自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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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余杰

  就在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大谈中国将取代美国主导全球化进程、为世界经济规划蓝图之际,美国驻中国商会最新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在华企业感到中国对他们的友善度急剧下降,中国正在走向闭关锁国,一些美国公司准备迁往其它国家。

  一月十八日,美国中国商会发布的年度调查报告称,参与调查的美国公司中有百分之八凤凰彩票官网十一在中国感到“更不受欢迎”。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威廉姆斯·扎里特说:“统计数据显示企业感到比过去更不受欢迎,过去也只是一般,而今年感到更不受欢迎的比例比去年高。参加调查公司中五分之四的公司都有这个感觉。”贝恩公司合伙人斯蒂芬·施说:“今年的调查显示,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成员企业表示,他们已经将产能移出中国或者正在计划移出中国。”

  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互联网巨头甲骨文公司:甲骨文首席财务长Safra Catz在一封内部邮件中宣布,北京的研发业务将大幅裁员。一月十四日,甲骨文北京研发团队收到了这份邮件,单独提出将在中国实施裁员,裁掉的员工必须在三月三十一日之前离开。四天之后,甲骨文中国的相关负责人澄清说,“该公司确实存在裁员变动,但规模也没有传言中大”。然而,这个回应颇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

  美国企业离开中国,大致有三个原因。

  首先,中国的经济模式已走到穷途末路,人口红利用尽,环境全面污染,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一月二十三日,谷歌前雇员、小米公司全球部门主管雨果·巴拉(Hugo Barra)表示要离职并回到硅谷。巴拉在二零一三年加入小米,三年间将小米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打造成全球知名企业。巴拉在Facebook上发布离职消息时,措辞极为尖锐:“我意识到,这几年在这样一个异常的环境中生活,对我的生活造成了巨大损害,并开始影响到我的健康状况。”很多在中国工作的美国公司高管、外交官都能领取到价值不菲的津贴,以弥补他们在恶劣的雾霾等状况下身体健康所受的伤害。但谁愿意拿生命作赌注呢?恶劣的不仅是自然环境,还有社会环境:人民大学硕士、典型的中产阶级代表的雷洋,无端被警察殴打致死,警察却能从容脱罪,该事件让很多原本有回国发展的中国海外留学生望而却步。中国引进顶尖人才的“千人计划”遭遇重挫。谁愿意成为第二个雷洋呢?

  其次,中国的政治制度加速左转,习近平执政四年以来,反西方、反民主自由的一面暴露无遗。一月十四日,中国最高法院长周强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表示,要坚决抵制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影响,旗帜鲜明,敢于亮剑,坚决同否定中共领导、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司法制度的错误言行作斗争,决不能落入西方错误思想和司法独立的“陷阱”,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周强的这段杀气腾腾的言论,激起了数百名中国律师、公共知识分子和民众签名反对。但是,周强不过是体现习近平的思想和意志的马前卒而已,反对周强,不如直接反对习近平。而没有法治环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中国的法律不仅不保护本国公民的私有财产,也不保障外资的安全。中国政府随意对上海通用汽车等企业施加数以亿计的罚款,谁能有安全感呢?

  第三,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以及川普入住白宫之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将使得中国不能继续像此前三十年那样,只享受全球化带来的利益,不用尽全球化的义务。比如,中国的资本大举进军好莱坞,使中宣部居然可以提前赴美审查好莱坞电影的情节,严重伤害了美国言论自由的基本价值;另一方面,中国严格限制美国电影进入中国院线的数量,甚至具体到每部电影播映的时间和场次都有详细规定。此前,中国就好像一个不买票就强行登上飞机的乘客,还要在飞机上明目张胆地兜售自己生产的假冒伪劣产品,飞机上的警察一直视而不见。如今,有着商人特有的精明的川普,一切以“美国优先”、“美国第一”为考量,不能容许中国如此占便宜,并且要修改对中国单方面有利的、漏洞百出的全球化规则。这样,大量的美资将回流美国,以实现川普在就职演讲中说宣布的,“用美国工人,买美国产品”。

  美资以及其他外资纷纷撤离中国,中国经济将面临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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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李迅雷

  预测未来房价走势存在巨大需求,因为国民大部分积蓄配置在房地产上。影响房价的因素很多,随便找一个指标画一条曲线,就可以与过去的房价走势做相关性分析。但只凭这一个变量就可以预测未来房价走势了吗?如果可以这样预测的话,那发财岂不是太简单了。事实上,许多所谓的预测结果在逻辑上都不堪一击。本文从六个变量分析房价,因为经济体错综复杂,不能仅用一个侧面或两个侧面来反映其特征,或像立方体,每一面都会相互作用着影响经济或房价。

  影响房价最重要的因素——人口

  关于人口因素对房价的影响,我写过不少文章了。正如中央工作会议所言,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人口因素对房价的影响,可以找到不少证据,如2012年之前,一二线和三线城市的房价涨幅非常一致,2012年之后,一线城市的房价快速上涨,大大超越了二三线城市的涨幅;2015年开始,二线城市的房价涨幅也开始扩大。

  房价这种从普涨到结构性上涨的切换,与人口年龄结构、人口流动有明显的相关性,如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的净减少是从2012年开始的,当年减少了345万。此外,从2011年开始,中国新增外出农民工数量也首次出现了减少,故人口年龄结构与人口流动两个因素都导致房价普涨时代的结束。

  在房价涨幅较大的二线城市中,合肥和厦门尤为引人注目,据说2016年的涨幅分别列第一和第二。如果从二线城市过去10年人口增长幅度看,恰好又是厦门第一、合肥第二。但同样的省会城市如西安,或同样的计划单列市如大连,2015年的人口居然是减少的,这可以解释为何这两个引人注目的城市在全国房地产火爆的2016年,西安房价几乎没有涨,大连房价是下跌的原因。

  从2015年开始,中国的流动人口数量首次出现了减少,净减少超过500万,这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意味着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步入后期,尽管大部分学者并不同意这一判断。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新增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只增加60多万,其中80%以上流向地级以上城市——这也印证我的一贯判断,即中国正在经历的是大城市化进程,而非城镇化,2015年二线城市房价的崛起,正是大城市化快速推进的体现。

  大城市的优势在于教育、医疗和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的资源比中小城市优质且丰富得多,就业机会和薪酬待遇等也优于中小城市。当中国成为中高等收入国家之后,恩格尔系数下降,服务消费比重不断上升,这就是人口不断流向大城市的原因所在,这也是中国不同类别城市房价自2012年开始出现分化的原因。

  从人口老龄化角度看,中国未来的房价肯定是不乐观的,因为老龄化意味着房地产总需求长期回落,也就是说,每过一年,离房地产的熊市就会近一年。中国人口基数庞大,不像美国可以通过移民来缓解老龄化问题。因此,人口流向和老龄化决定了今后中国这一轮房地产上升周期中,不再有普涨行情,只存在与大城市化相关的结构性行情,但趋势并不乐观。

  货币膨胀是导致高房价的主要因素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从人口现象到货币现象》,提出2011年之前房价上涨主要是人口现象,2011年之后房价上涨主要是货币现象。理由是2011年之后,中国新增农民工数量出现了下降,此外,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也从33%回落到2015年的1%。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从2011年6月至2016年6月这五年中,全国100个城市的房价加权平均上涨了28.4%,但同期M2增长了近100%,GDP增长了近50%,但2011年之前10年房价涨幅超过M2增速,说明近年来房价涨幅已经趋缓了。

  然而从2012年开始,一线城市的房价开始大幅上涨,但人口增长快的只是深圳,上海和北京的人口增速大幅放缓,2015年上海人口还出现了负增长。因此,此轮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与人口因素关系不大,却与M2 和存款增速高增长相关。由于2014年底政府放松了对金融机构同业存款的监管,允许同业存款转为一般存款,导致作为区域金融中心的北上深存款增速出现了爆炸式增长,从而带动了住房贷款的大幅增加。但目前北上深的存款增速已经基本归零,意味着流动性拐点已经出现。

  货币膨胀是导致资产荒的主要原因,因此,中国不仅房价整体水平高,其他资产价格也存在偏高问题,如股价、古玩和艺术品价格等。尽管倡导经济脱虚向实,但鉴于稳增长的目标依然未变,故货币增速不会大幅下行,估计今后三、五年M2增速仍会维持在10%左右。这就意味着资产价格偏高现象还会持续下去。

  用下面一张图可以说明中国资产价格高估的程度:我国的名义GDP增长的趋势水平不曾低于8%,2000年后期还曾高至18%,但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最高不过5.5%,目前仅3%左右。

  两者的缺口表明债券价格存在严重且长期高估,这是货币超发的重要体现。相比之下,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水平主要是由经济增长的名义趋势水平决定,从1956-2016年这六十年仅在80年代初期有明显偏离。

  居民收入结构对房价的影响不容忽视

  大家经常喜欢用房价收入比或房价租金比证明中国房价过高,但普遍忽视了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低估的问题。我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抽样调查数据推算,2014年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总额为21.61万亿,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6.49万亿,加总之后为28.1万亿;同时,国家统计局又公布了“2014年住户部门实物交易资金来源_可支配总收入”为39.11万亿,则住户部门可支配总收入超过居民部门可支配总收入11万亿。

  尚不清楚“住户部门”与“居民部门”之间的统计差异有多大,从相关统计解释看,“住户部门”应包括住户、个体工商户和非公司私营企业以及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等。但即便把个体工商户等后面三类的可支配收入剔除(假设有3万亿),仍难以解释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与抽样调查所获得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巨大缺口。也就是说,中国的实际房价收入比并没有那么高。

  由于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低估,居民收入结构中的贫富差距可能比公开的数据更大,因此,在居民的资产配置方面,财富一定会向少数人集中,富裕阶层拥有的房产数量或许超出大家预期。少数人拥有大量住房,使得一二线城市的社会房源更加紧张,这又导致住房供不应求,房价居高不下。

  如果用中国房贷余额占2000年至今居民所购住房总市值的比重来计算(这是属于很窄口径),大约为20%左右,如果按住宅总市值来计算,估计只有10%左右,相比目前美国的40%,中国居民购房的杠杆率水平其实很低,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高收入群体的购买力很强,统计局的数据大大低估了这类群体的实际收入水平。

  同时,也可以解释为何在货币扩张规模如此之大的情况下,这么多年来通胀的总体水平不高的一个原因,即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不够快。因为高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主要用来投资,尽管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对贫富差距在缩小,但绝对差距在扩大。

  居民收入结构的改善一般要经历较长时间,若不通过经济危机事件等意外,贫富差距的缩小很难实现,这也意味着持续了那么多年的高房价、高股价等资产荒现象仍然难以在今后几年内就消失。

  产业结构变化致各地房价分化

  前面曾提到人口流向对房价的影响,其中一个主要观点是中国正在经历大城市化过程,所以一二线城市房价走势较强。如果再进一步观察,会发现并不是所有大城市(常住人口超过100万)的人口都以相近的增速在膨胀,有些城市增长较快,有些大城市人口在减少,这与中国的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演进有关。

  比如,近年来东北地区房价的下跌,与该地区GDP增速大幅回落有关,传统的重工业优势不再,债务率上升,产能过剩导致就业机会减少,于是人口向外转移。尽管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喊了那么多年,但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方面似乎起色不大。因此,尽管东北也有沿海开放城市,但就像美国的汽车城底特律,虽然曾经有过的繁荣景象,但汽车业的衰落导致城市的破产,房价也随之大幅下跌。

  又如,深圳这几年来人口的大量流入,与深圳金融与高科技产业的崛起有关;世界银行今年1月26日的一份报告指出,以广州、佛山、深圳及东莞组成的珠三角都市区,已超过日本东京,成为全球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都市区,人口超过阿根廷、澳洲或加拿大,达4200万人。而随着广深产业转移,广州、深圳的大量人口必定会更多地流向周边地区,如东莞和佛山,从而带动这两个城市房价的上涨。过去讲广东要腾笼换鸟,如今东莞正在实施的是“机器换人”,因此,珠江三角洲地区房价的上涨,与制造业产业升级导致人口大量流入与收入水平提高有很大关系。

  再如,上海、浙江、江苏这一轮房价的上涨,与三次产业中服务业比重上升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有明显的相关性,如上海的服务业比重这几年来快速上升,目前已经超过70%,浙江主要靠杭州等城市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相关产业的高速发展,对人口产生虹吸效应,从而拉动了房价上涨。相比之下,宁波与温州几年来乏善可陈,故房价表现疲弱。总体看,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潜力仍比较大,上海的产业结构优化对周边城市的辐射效应也更加明显。

  总体看,始于2015年的房价上涨,就是一个结构性的房地产牛市,除了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两大地区房价涨幅较大外,其他两个地区是京津冀与中部的武汉、郑州、长沙等城市集群。

  这四大区域板块也是为中国GDP贡献份额最多的前四大地区,同时也是发展经济前景较好的地区。房价不仅反映供求关系,同时也反映了购房者对房屋所在地的经济发展前景和公共服务提升的预期,就像买股票就是买未来一样,房价也是未来社会经济环境与福利的贴现值。

  外部因素对国内房价构成负面影响

  由于国内货币的超发导致资产荒,资产荒又使得国内资产估值水平偏高,于是国内的企业、机构投资者和居民通过各种途径增加海外投资的规模。2015年中国成为规模仅次于美国的境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这其实也是货币超发后外溢的表现。

  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和外贸出口第一大国,外汇的大量流入使得人民币持续九年升值,但2014年之后,人民币开始贬值,外汇储备也随后开始下降。同时,美元指数持续走强,尤其当美联储开始加息之后,人民币的贬值速度明显加快,导致国内居民的换汇需求大幅上升。

  为了改变人们贬值预期,2017年央行将或多或少地收紧货币,这又将导致利率上行,因此,在货币贬值趋势下,房价继续上涨的理由似乎不充分,即便采取外汇管制措施来稳定汇率,也很难改变大家的思维定势。

  随着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贸易保护主义的思潮将愈演愈烈,这对中国的出口显然不利,加上美国经济复苏已经确定,2017年继续加息应无悬念,外汇储备的减少和海外利率水平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倒逼国内的利率水平抬升。

  总体来看,贬值对房价不利,升值对房价有利,人民币目前已经从升值周期转为贬值周期。

  政策对当前房价的影响最明显

  尽管决定房价最主要的因素是人口,包括人口年龄结构与人口流向,其次是货币规模和货币流向,但这些变量中短期内相对稳定,不会成为房价波动的触发因素。而数据表明,政策变化对房价短期的影响最明显。

  如不少人认为央行调整基准利率对房价会带来影响,从逻辑上是可以这样解释,但通过相关性分析,并不支持该结论。研究发现,房地产政策对房价的影响十分明显,如下图:如果考察“金融机构贷款加权利率”,计算“个人住房贷款”与“一般贷款”之间的相对水平,可以完美解释房价的每一次拐点(2008年末才开始有数据)的出现都与政策出台有关——这正是房价对政策导向的充分反应:“利率相对水平”提升背后反映了政策的收紧,表明房贷利率打折幅度缩减,二套不予支持、外地户籍限购等一揽子调控政策开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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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房地产政策对短期房价的影响非常大,那么,对2017年相关政策的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2016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这意味着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房地产调控政策要出台,包括房产税等立法手段。

  在抑制房价上涨具体方式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土地供应,提高住宅用地比例,盘活城市闲置和低效用地。特大城市要加快疏解部分城市功能,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概况下来,就三句话,一是地方政府要承担房价上涨的主体责任,二是二线热门城市要增加土地供应,三是超大城市要疏散人口,带动周边小城市发展。

  这样看来,今年的房价很难上涨了,从长期看,由于人口老龄化,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速仍会不断下降,房地产从长期看并不乐观。从中期看,不排除房价有反弹的可能。但从短期看,全国总体房价应该有所回落或最多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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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张鸣

  正如钱理群老师所说,现在中国的名牌大学,的确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据我所知,这样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会最大限度地利用没门课的任课老师,最大限度地利用班主任辅导员,最大限度地利用院系的领导,如果要读研,一般都能巴结上领导做自己的导师,以最快的速度,钻进学生会、团委,变成里面的干部。如果不打算出国留学的话,毕业也会因在学校的“优异”表现,加上导师的加持,获得一个社会认可度最高的行业的职位。

  教了一辈子的书,这样的精明的学生,见得太多了。不仅名牌高校有,一般学校也有。一般来说,他们在学校的时候,几乎什么好事都落不下,毕业之后的去处,也都是比较令人羡慕的。这些人,即使没有人教,他们的精致和精明,也可以无师自通。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落不下”一族,什么好事都落不下,所有能利用的人,都充分利用,当然,用过之后,也就都成了破抹布,一定丢得远远的。

  但是,以我的观察,这样的人,进入社会之后,混得特别好的不多。能做出点成就的,如凤毛麟角。如同一道流星,高调耀眼地在大学划过,划过之后,也就黯然失色了。即使在官场,这样精致的精明人,看起来八面玲珑,最终做到大官的,也并不多。

  这样的人,一般都比较功利,一路走来,把所有能利用的人都利用到,等于是说,把人家都当梯子,踩过爬过,也就丢过了。人太精明了,眼睛未免短视,只看到眼前那点好处。好处是得到了,弄不好,人也就得罪了。山不转水转,谁知道冤家何处再相逢呢?再说,过于精于为自己算计的人,算计来算计去,世事难料,没准哪天就算计反了。进入社会,人事纷纭,情况复杂,你精明,人家也精明。精明人都喜欢跟傻人打交道,把自己的精明摆在面上,等于提醒人提防你。一个不留神,就吃人算计了。越往高处走,精明人越是扎堆,高手斗法,越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越容易成为众矢之的。

  当然,你可以装傻,守拙,可这样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往往装不像。一时装了,难免有露馅的时候。在学校里,骗骗像钱理群先生这样的憨厚的书呆子也许行,但到了社会上,吃人骗的,也许就是你。

  现在的问题是,在大学的时候,这样的学生,就是吃香。领导喜欢,辅导员喜欢,不正派的老师喜欢,有时,正派的老师,也喜欢(只有吃了哑巴亏,才会产生反感)。这就引导的其他学生,有样学样,大家比着精致,比着精明。教书这么多年,痛感学生精明世故的越来越多,没了童心,没了稚气,也没了锐气。至于质朴好学的品格,已经成稀罕物了。我经常感慨,有的我教过的学生,比我还老。毋庸讳言,很多人学得很笨,很露骨,但他们的确是在学,学精致,学精明。这样的学生,这样的学风,日后也许会混出几个高官,但想要出几个做出点成绩的人,实在是很难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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